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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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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FRSA
1875年摄于伦敦(图片经后人上色)
出生(1818-05-05)1818年5月5日
普鲁士王国下莱茵大公国特里尔
逝世1883年3月14日(1883-03-14)(64岁)
英国英格兰伦敦
国籍普鲁士王国(1818年—1845年)
[1](1845年以后)
教育程度博士
母校特里尔中学(1830年—1835年)
波恩大学(1835年—1836年)[2]
柏林大学(1836年—1841年)
耶拿大学(1841年4月,哲学博士[3]
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1847年)
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1852年)
第一国际(1864年—1876年)
知名作品共产党宣言[4]资本论[5]
信仰无神论
配偶燕妮·马克思
1843年结婚—1881年妻逝)
儿女燕妮·龙格(女)
劳拉·马克思(女)
爱琳娜·马克思(女)
父母海因里希·马克思(父)
亨丽埃特·普莱斯堡(母)
亲属
时代19世纪哲学
地区西方哲学德国哲学
学派马克思主义(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创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主要领域
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劳动关系历史学阶级斗争伦理学自然科学
著名思想
剩余价值劳动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异化理论历史唯物主义
签名

卡尔·马克思(德语:Karl Marx德语:[ˈkaʁl ˈmaʁks];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德国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记者革命家。他最著名的著作是1848年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一生心血结晶、三卷本的《资本论》(1867–1894年);后者以其唯物史观理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分析。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后续发展统称“马克思主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特里尔市的犹太中产家庭,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柏林洪堡大学,1841年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中,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批判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时结识了恩格斯,后者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和长期合作伙伴。1845年,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与恩格斯共同积极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1848年,他们共同撰写了《共产党宣言》,既阐述了马克思的思想,又提出一套革命纲领。随后,马克思被比利时和德国政府驱逐,1849年移居伦敦。在伦敦期间,他撰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以及《资本论》。自1864年起,马克思积极参与第一国际的活动,在组织内部同米哈伊尔·巴枯宁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斗争。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一文中,马克思深入讨论了革命、国家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1883年,无国籍的马克思在伦敦病逝,享年64岁,葬于海格特公墓

根据马克思对历史、社会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斗争表现为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前者掌握生产资料,后者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从而维持生产的运作[6]。马克思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预言道,如同以往所有社会经济制度一样,资本主义终将产生内在矛盾英语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而这些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瓦解,最终被一种新制度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对立——部分源于其本质上的不稳定性与危机频发性——将促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意识,从而争取政治权力,最终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由自由人联合体构成的共产主义社会[7]。马克思积极推动这一实践,主张无产阶级应当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经济的解放[8]

马克思被认为是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学说既受到高度赞扬,也一直面临各界的严厉批评[9]。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分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成为了20世纪许多国家革命运动的指导意识形态,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理念与原作已经不尽相同[10][11]。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对现代非主流劳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12][13][14]。他也常与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并称,被誉为现代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5][16]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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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与早期教育:1818年—18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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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故居,现位于特里尔布吕肯大街10号。马克思一家当时在这里居住,一楼有两个房间,二楼有三个房间[17]。1928年,这栋房屋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收购,如今已成为一座纪念马克思的博物馆[18]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特里尔市布吕肯街664号,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母亲亨丽埃特·普莱斯堡[19]。马克思一家是犹太人,原本不信教。但在马克思出生前,全家便已正式皈依基督教英语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马克思的外祖父是一位荷兰拉比,而其父系家族自1723年起就世代担任特里尔的拉比,直至其祖父迈耶·哈莱维·马克思(Meier Halevi Marx)[20]。父亲是整个家族中第一位接受世俗教育的成员,后来成为一名收入优渥的律师,跻身上层中产阶级。除律师收入外,摩泽尔河畔的若干葡萄园也是马克思的家业。1815年普鲁士吞并莱茵兰后,犹太人的解放政策被废除[21]。为保住律师职业,海因里希自犹太教改宗普鲁士国教,即联合福音教会[22]

海因里希并不信教,他实则是启蒙运动的接受者,对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康德伏尔泰的思想深感兴趣。作为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海因里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当时仍处于绝对君主制统治的普鲁士争取宪政与体制改革[23]。1815年,海因里希开始从事律师工作。四年后,全家迁居至靠近尼格拉城门的一座十室大宅邸[24]。马克思的母亲亨丽埃特是一位荷兰犹太人,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该家族后来创立飞利浦公司。亨丽埃特的妹妹索菲·普莱斯堡(Sophie Pressburg)嫁给莱昂·飞利浦,成为赫拉德安东·飞利浦的祖母,也是弗里茨·飞利浦的曾祖母。莱昂·飞利浦是荷兰著名的烟草商与实业家。日后马克思夫妇流亡伦敦期间,常常仰赖莱昂提供贷款以维持生计[25]

关于马克思的童年,人们所知甚少[26]。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他在九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其兄莫里茨1819年去世后,马克思成为长子[27]。1824年8月28日,马克思与剩下的兄弟姐妹一同接受路德宗洗礼[28],母亲则于次年11月受洗[29]。马克思由父亲进行私家教育,直至1830年进入特里尔中学就读,该校校长雨果·维滕巴赫英语Johann Hugo Wyttenbach是父亲海因里希的朋友。维滕巴赫聘请许多自由派人文主义者担任讲师,这引起当地保守派政府的不满。1832年,警方突击搜查该校,发现学生中流传着宣扬政治自由主义的文学作品。地方政府视这类行为为“煽动叛乱”,随即进行整顿,在马克思就读期间就撤换多名教职人员[30]

1835年秋,16岁的马克思与他的好友兼未来的妹夫埃德加·冯·威斯特沃伦共同以2.4分的平均成绩通过高中学业考试[31][32]。10月,马克思前往波恩大学就读。他本希望学习哲学文学,但父亲坚持要求他改学更为实用的法学[33]。由于患有被称为“胸部无力”的病症,马克思18岁时被免除兵役[34]。在波恩大学期间,他加入“诗人俱乐部”,这是一个由政治激进分子组成的团体,因而受到警方监视[35]。有记载称,马克思同时还是饮酒俱乐部“特里尔客栈”(Landsmannschaft der Treveraner)的一员,一度担任联合会长[36][37]。不过,此事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38][39]。可以确知的是,他曾因“夜间喧闹与醉酒”被判有罪,又因“携带军刀”而遭到校方调查[40]。尽管他第一学期成绩优异,但很快开始下滑。父亲不得不要求他转学至更重视学风与纪律的柏林大学[41]

黑格尔主义与早期新闻事业:1836年—18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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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代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白马酒馆(Zum Weißen Roß)前的特里尔学生,马克思是其中一员
卡尔·马克思(局部)
《特里尔人》(Die Trierer),戴维·李维·埃尔坎英语David Levi Elkan的一幅著名石版画,创作于1836年。画作展现了若干学生站在白马酒馆前的情景。卡尔·马克思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注 1]

马克思在特里尔度过了1836年的夏秋两季,此时的他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学业与生活。这一年,他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订婚。燕妮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小贵族女子,与马克思是青梅竹马。为了能与马克思成婚,燕妮自行解除了之前与另一位贵族立下的婚约。由于马克思与燕妮宗教信仰与阶级出身的差异,两人这段恋情引发了社会舆论的争议。不过,马克思和燕妮的父亲——开明的自由派贵族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来又将自己的博士论文致献给他[43]。在订婚七年后,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燕妮在克罗伊茨纳赫的一座新教教堂内举办了婚礼[44]

1836年10月22日,马克思抵达柏林大学,就读于该校的法学院,并在米特尔大街德语Mittelstraße (Parchim)租下了一间房[45]。第一学期的授课老师有爱德华·甘斯英语Eduard Gans卡尔·冯·萨维尼。前者是进步派黑格尔主义者的代表,强调历史的理性发展,尤其是自由意志因素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同时主张重视社会问题;后者则是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46]。尽管主修法律,马克思却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力求将两者结合起来,他坚信“没有哲学,一切都无从谈起”[47]。此时,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刚去世不久,其思想在当时的欧洲学界引发了广泛讨论。马克思对这位哲学家产生了兴趣[48]。在施特拉劳疗养期间,他加入了“博士俱乐部”,这是一个专注于探讨黑格尔思想的学生组织。自1837年开始,马克思通过这个社团结识了一批激进的思想家,他与其中的阿道夫·鲁滕贝格德语Adolf Rutenberg交契尤深。这群思想家后来统称为“青年黑格尔派”,其领导人物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同马克思一样,青年黑格尔派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预设,但保留其辩证方法,从左翼视角批判当时的社会、政治与宗教体制[49]。1838年5月,马克思的父亲去世,这一变故使家庭收入顿减[50]。马克思一直与父亲感情深厚,他终身都对父亲充满怀念与感激之情[51]

耶拿大学校内纪念马克思1841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碑文
1841年4月15日,由耶拿大学授予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证书

到1837年时,马克思已撰成短篇小说《蝎子和费里克斯》、戏剧《乌兰内姆英语Oulanem》,以及写给未婚妻燕妮的多首情诗。这些早期作品在他生前均未发表[52],后来被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卷,作为遗著出版[53]。这之后不久,马克思就放弃了虚构文学创作,转而学习其他领域,如英语与意大利语、美术史以及拉丁文经典的翻译[54]。1840年,马克思开始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编辑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英语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与此同时,他也在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比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这篇论文于1841年撰成,被称为“一部大胆而富有原创性的著作。马克思试图在其中论证:神学必须让位于哲学的更高智慧”[55]。这篇博论引发了争议,尤其是激起了柏林大学保守派教授的不满。为此,马克思决定将论文提交给学风更为自由的耶拿大学。1841年4月,耶拿大学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56]。由于马克思和鲍威尔都是无神论者,两人于是年3月筹划创办一家名为《无神论档案》(Archiv des Atheismus)的期刊,但最终未能付诸实践。7月,马克思与鲍威尔从柏林出发,前往波恩旅行。他们一路上饮酒作乐,在教堂里大笑,甚至骑驴狂奔过市,社会舆论为之哗然[57]

马克思曾一度考虑从事学术研究,但由于当局对古典自由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日益敌视的态度,这条道路被堵死了[58]。1842年,马克思迁居科隆,成为一名记者,为激进派报刊《莱茵报》撰稿,公开表达他对社会主义的初步看法,以及对经济学日益浓厚的兴趣。马克思在文章中批判了欧洲的右翼政府,同时也对一些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提出尖锐批评,认为他们软弱无能、甚或起反作用[59]。在第一篇文章发表数月后,同年10月,马克思受股东邀请成为该报主编[60]: 50 。《莱茵报》本来是各路反对派的联合喉舌,马克思担任主编后,该报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反对立场[60]: 50、63 ,很快就引起了普鲁士政府审查机构的注意,当局需要在报刊出版前逐一审查每期报纸是否含有煽动性内容。马克思对此极为不满,他讽刺地写道:“我们的报纸必须呈交警察,让他们嗅一嗅。若警察的鼻子闻出一点不基督或不普鲁士的气味,那就不许出版。”[61]1843年1月,当《莱茵报》刊登了一篇激烈抨击俄国君主制的文章后,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向普鲁士政府施压,要求查禁该报[62]。最终,普鲁士政府在当年3月借口“《莱茵报》没有许可证”取缔该报[63][60]: 66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卡尔·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2月[64]

巴黎时期:1843年—18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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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马克思成为巴黎报刊《德法年鉴英语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的合作主编,这是一家新创办的激进左翼报刊,由德国社会活动家阿尔诺德·卢格筹创,旨在联合德国与法国的各路激进思想家[65]。为此,马克思夫妇于1843年10月搬至巴黎居住。起初,他们与卢格夫妇一同生活在瓦诺路23号,然而由于生活条件艰苦,1844年女儿燕妮出生后,马克思一家便搬离了这里[66]。尽管创办《德法年鉴》的初衷是萃聚法国与德国两国的作者,但刊物内容最终是德国作者主导,唯一的非德籍作家是流亡自俄国的集体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67]。马克思为《德法年鉴》撰写了两篇重要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论犹太人问题英语On the Jewish Question[68][69]。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首次阐明观点,肯定无产阶级是一股革命力量。这标志着他的思想正式转向共产主义[70]。《德法年鉴》只出版了一期,却办得相当成功,主要是因为上面刊载了海因里希·海涅讽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颂诗。德国各邦政府随即下令查禁该刊,并扣押所有进口副本。尽管《德法年鉴》在社会上取得了一定影响,卢格还是拒绝继续资助该刊,他与马克思的关系也就此破裂[71]。《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转而为《前进报》撰稿,这是当时唯一尚未被当局查封的德语激进派报刊。该报总部位于巴黎,与地下社团正义者同盟存在关联——该社由劳工与手工业者结成,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马克思曾参加过该社团的部分会议,但没有正式入社[72]。在为《前进报》撰写的文章中,马克思融合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进一步阐发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同时对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提出批判[7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于1844年与马克思相识,随后成为了马克思终生的朋友兼合作伙伴

1844年8月28日,马克思在巴黎的摄政咖啡馆英语Café de la Régence首次与德国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从此开始了他们终生的友谊[74]。恩格斯向马克思展示了自己刚出版的新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75][76]。这部著作深深鼓舞了马克思,使他坚信:工人阶级将成为历史最终阶段革命的推动者与主体力量[77][78]。不久后,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合作下撰写了一部批判昔日好友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的著作,1845年出版,题为《神圣家族[79][80]。尽管马克思在书中批评了鲍威尔,他此时仍然深受青年黑格尔派麦克斯·施蒂纳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但最终,马克思与恩格斯也逐步放弃了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立场,转而迈向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81]

自1843年10月至1845年1月,马克思在瓦诺路38号居住[82]。在此期间,他展开了对政治经济学(如亚当·斯密戴维·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学者及其理论)[83]、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尤其是亨利·德·圣西门夏尔·傅立叶[84],以及对法国历史的深入研究[85]。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目标[86],这一目标最终成就了他最为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三卷本《资本论》[87]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很大程度上来源自三种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连同他早期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马克思在巴黎这段时间的治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所有重要组成部分在1844年秋天都已基本成形[88]。尽管如此,马克思始终难以专注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批判,这不仅是来自日常生活的压力使然,还因为他当时主编激进派报刊,在此后革命风潮高涨的年代中还需要不断组织和领导政治运动。不过,马克思终究没有放下自己的研究,他力图厘清“资本主义的内在运行规律”[85]

到1844年底,马克思脑海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纲领已然成形。尽管许多核心观点已被明确阐述,他仍感到需要将自己的世界观系统地写下来,以进一步申明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新批判[89]。为此,他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0]。这一系列手稿涵盖多个主题,详细阐明了他的“异化劳动”概念[91]。到了1845年春,随着对政治经济学、资本与资本主义的持续研究,马克思得出结论:他所提出的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的新批判——即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一个完全成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9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1844年4月至8月间,但不久之后,马克思意识到该手稿受到费尔巴哈某些分歧观点的影响。他由此认识到必须与费尔巴哈哲学决裂,并构建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一年后,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写下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凡11节[93]。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提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1][94]在这篇短文中,马克思对以下三个主题展开批判:(1) 旧唯物主义,因其仅仅是“直观性的”,缺乏实践维度;(2) 唯心主义,因其将实践简化为理论抽象;(3) 传统哲学整体,因其将抽象的理念置于现实物质世界之上[91]。也是在这篇提纲中,马克思首次清晰地阐发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世界的改变并非由观念推动,而是通过真实的、物质的、实践的活动来实现[91][95]。1845年,在普鲁士国王的施压下,法国当局查封了《前进报》,时任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基佐下令将马克思逐出法国[96]

布鲁塞尔时期:1845年—18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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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既无法继续留在法国,又不能返回德国,马克思于1845年2月决定移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为了获得在比利时的居留许可,他不得不向当局承诺不发表任何有涉时政的言论[97]。在布鲁塞尔,马克思与流亡自欧洲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其中包括摩西·赫斯卡尔·海因岑英语Karl Heinzen约瑟夫·魏德迈。4月,恩格斯也从德国巴门搬来布鲁塞尔。此时,原正义者同盟的核心成员正逐渐往该地会聚。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与这拨人马汇合[97][98]。同年晚些时候,恩格斯的长期伴侣玛丽·伯恩斯也从英国曼彻斯特来到布鲁塞尔,与他们团聚[99]

1845年7月中旬,马克思与恩格斯一同离开布鲁塞尔,前往英国拜访宪章运动的一众领导人。这是马克思第一次踏足英国,而恩格斯是这次出行的绝佳向导。恩格斯曾于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期间在曼彻斯特居住[100],不仅精通英语,还与多位宪章派领导人建立了密切联系[101]。事实上,在马克思出发时,恩格斯正兼任多家英国宪章派与社会主义派报纸的记者[101]。马克思借着此次出行的机会,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几家图书馆中查阅了有关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献[102]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着手合撰一部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该书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最完整的阐述[103]。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以及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人物彻底决裂。他同时也批判了卡尔·格律恩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一流派的思想仍在一定程度上根植于“唯心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最终确立了一套完全以唯物主义为历史运动根源的哲学体系[104]。尽管全书以幽默讽刺的笔调写成,但仍未能避开审查制度的封锁。同马克思许多早期作品一样,该书在他生前未能出版,直到1932年才首次刊出[91][105][106]

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后,马克思开始撰写另一部著作,旨在阐明他本人对于真正“革命性的无产阶级运动”之“理论与策略”的立场,同时建立起一套植根于真正“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107]。这部著作需要明确划分空想社会主义同马克思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必须逐一说服每个人加入社会主义运动,就像说服一个人接受某种信仰那样。而马克思则清楚地认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倾向于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行事。因此,若要动员广大工人阶级发动一场社会革命,最有效的方式不是门到户说,而是以这一阶级的整体物质利益为号召,进行广泛的宣传与动员。这就是马克思这部新作的核心目的。为了使稿件能通过审查,他将书名定为《哲学的贫困》(1847年)[108],作为对法国无政府社会主义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在其著作《贫困的哲学》(1840年)中所体现的“小资产阶级哲学”的回应[109]

马克思(右)及其女儿与恩格斯的合影

这些著作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最负盛名的作品——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共产党宣言》——奠定了基础。1846年在布鲁塞尔居住期间,马克思继续与地下激进组织正义者同盟保持联系[110]。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眼中,这个同盟正是欧洲无产阶级所需要的那种激进组织,可以推动他们组织一场群众性运动,从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111]。然而,要想将工人阶级组织成一支真正的群众力量,这个同盟就必须摆脱“秘密”或“地下”组织的性质,转而以政党形式公开运作[112]。最终,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们接受了这一主张。于是,1847年6月,该组织在一众成员的推动下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开的、直接面向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113],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14]。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与了新同盟的纲领与组织原则的起草工作[115]

共产党宣言》第一版,1848年在德国出版

1847年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行动纲领,这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该宣言由二人合作撰写,于1847年12月至次年1月间完成,并于1848年2月21日首次出版[6]。《共产党宣言》系统阐述了新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念。与过去的地下组织正义者同盟不同,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再隐匿其思想和意图,而是将其公之于众[116]。《宣言》开篇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17]《宣言》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所谓的资产阶级(即富裕的资本家阶级)与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之间利益冲突所产生的对立。接着,它阐明了为什么在当时各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政党中,唯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真正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并代之以社会主义[6]

当年稍晚时,欧洲爆发了一系列抗议、起义乃至暴力动乱,这些事件后来统称为“1848年革命[118]。在法国,一场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18]。马克思积极支持这一系列革命行动。此时,他刚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数额为6000[119]或5000法郎(这笔遗产自1838年父亲去世后一直被马克思的叔叔利昂内尔·菲利普斯扣押)[120][121]。据称,马克思将这笔钱中的三分之一用于给计划参与革命的比利时工人购置武器[121]。尽管这一指控的真实性存在争议[119][122],比利时司法部仍因此判定马克思有罪,下令将他逮捕。马克思被迫逃回法国,希望新成立的共和政府能保障他的安全[123][124]

科隆时期:1848年—18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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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巴黎暂时安顿下来后,便着手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行政总部迁往该市,又与当地的其他德国社会主义者一同创立了德国工人俱乐部英语German Workers' Society[125]。马克思希望能将革命传播至德国,于是他1848年返回科隆,开始在当地印发一份传单,题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26]。在这份传单中,马克思只主张《共产党宣言》十条纲领中的四条,因为他认为,在德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若要推翻资产阶级,必须先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制与贵族制的统治[127]。6月1日,马克思开始发行日刊《新莱茵报》,并用他之前继承的那笔遗产来维持这份报纸的运营。《新莱茵报》旨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报道全欧洲的新闻事件,马克思是该报的主撰稿人兼主编。尽管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成员也参与了撰稿,但据恩格斯回忆,该报“实际上是马克思一手独揽”[128][129][130]

在主编《新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和其他革命社会主义者经常受到来自警方的骚扰。马克思本人多次被告上法庭,罪名包括“侮辱首席检察官”、“新闻不端”,同时又因号召抵制纳税而被控“煽动武装叛乱”[131][132][133]。但每一次他都被宣判无罪[132][60]: 238 [134]。与此同时,普鲁士的民主议会被强制解散,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组建了一个新内阁,内阁成员都是他的反动支持者。新内阁实行反革命政策,力图清除左翼和其他革命势力[131]。因此,《新莱茵报》很快就被查封。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被下令驱逐出境[130][135]。他随后回到巴黎,但此时的巴黎正处于反动势力反扑和霍乱疫情的双重打击之下。市政府也认为马克思构成政治威胁,很快就将他驱逐出城。此时,马克思的妻子燕妮正怀着他们的第四个孩子,而他们又无法返回德国或比利时。于是,马克思一家选择流亡伦敦。1849年8月,他们在伦敦申请政治庇护[136][137]

移居伦敦之后的创作:1850年—18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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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于1851年至1856年间居住在伦敦苏豪区迪恩街28号。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在三楼外墙上嵌置了一块蓝色牌匾
蓝色牌匾特写

马克思于1849年初移居伦敦,他的余生都将在这里度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总部也随之迁往该市。然而,1849年至1850年冬,同盟内部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分歧:由奥古斯特·维利希卡尔·沙佩尔起头的一派鼓吹立即发动起义。两人认为,只要同盟带头起义,欧洲各地的工人阶级就会“自发地”响应号召,从而在整个欧洲引发革命。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认为这种毫无准备的起义是一种“冒险主义”,无异于自取灭亡[138]。他们指出,像维利希和沙佩尔所主张的这种起义一经发动,就立即会被欧洲反动政权的军警迅速镇压,结果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彻底毁灭。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变革不能靠少数人的意志或激情一蹴而就[138],而是要建立在对经济条件的科学分析之上,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推进革命。马克思认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1850年前后,即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同盟应该鼓励工人阶级在确保自身独立的前提下与新兴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推翻封建贵族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拥有自由选举的议会和男性普选权的宪政共和国。换言之,马克思认为,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再强调无产阶级的诉求,从而走向最终的无产阶级革命[139][140]

在这场几乎导致同盟解体的斗争中,马克思的观点最终胜出,维利希–沙佩尔派退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与此同时,马克思也积极参与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German Workers' Educational Society)的活动[141]。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协会,会议地点在伦敦市中心娱乐区苏豪区大磨坊街英语Great Windmill Street[142][143]。该协会同样陷入了内部分裂:一部分成员追随马克思,另一部分则追随维利希–沙佩尔派,分歧的焦点与先前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争执如出一辙。这场斗争以马克思的落败告终,他于1850年9月17日宣布退出该协会[144]

《纽约论坛报》与新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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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居伦敦的前几年,马克思几乎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以至于他的家庭陷入了极度贫困[145][146]。马克思一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恩格斯,而恩格斯的收入则来自他的资本家父亲[146]。还在普鲁士时,马克思既是自家报纸的主编,又可以为其他意识形态相近的刊物撰稿,因而他能够与他的受众——即工人阶级——有效互动。而在伦敦,由于缺乏资金创办自己的报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目光转向了国际新闻写作。他们的文章一度被来自英国、美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南非的六家报纸刊登[147]。其中,马克思的收入主要来自他从1852年到1862年间担任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欧洲通讯员职务[148]: 17 。此外,他也为一些更具资产阶级色彩的报纸撰稿[149]。在最初的几年里,马克思还不熟悉英文,他的文章多由威廉·皮佩尔德语Wilhelm Pieper (Revolutionär)从德文翻译成英文,直到自己能够独立撰写英文文章[150]

《纽约每日论坛报》由霍勒斯·格里利创办于1841年4月[151]。该报的编委会由一批进步的资产阶级记者和出版人组成,其中包括乔治·里普利英语George Ripley (transcendentalist)和该报总编兼记者查尔斯·德纳英语Charles Anderson Dana。德纳是傅立叶主义废奴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与《论坛报》的联络人。《论坛报》成为了马克思向大西洋两岸公众传播思想的重要渠道,例如他曾通过该报对经济学家亨利·查尔斯·凯里展开“隐蔽的斗争”[152]。《论坛报》自创刊以来就广受工人阶级欢迎,每份报纸仅售两美分,价格低廉[153];每期发行量约五万份,是美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148]: 14 。其社论的进步立场与反奴隶制主张也体现了格里利的政治理念[148]: 82 。马克思为该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852年8月21日,主题是英国议会选举[154]

1857年3月21日,德纳通知马克思,由于经济衰退,《论坛报》每周只能支付一篇文章的稿酬,无论这篇文章是否发表,其余文章只有在成功发表后才会支付稿酬。此前,马克思通常在每周二和周五各投一稿。但到了当年10月,《论坛报》解聘了除马克思和贝亚德·泰勒英语Bayard Taylor之外的所有欧洲通讯记者,并让马克思的每周供稿量缩减一篇[155]。从1860年9月至11月,仅有五篇文章得以发表。在中断了六个月后,马克思于1861年9月恢复供稿,直至次年3月。此时,德纳来信通知他,要他停止给《论坛报》供稿,因为美国国内事务日益紧迫,该报最近两个月只登载了马克思的两篇文章,无法再腾出位置刊登来自别国的报道[156][157]。在为《论坛报》撰稿外,1857年4月,德纳还曾就《新美利坚百科全书》的编纂向马克思约稿。该项目由里普利发起,文章主要围绕军事史展开。该百科全书共计发表了67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合署名的文章,其中51篇由恩格斯主笔,尽管马克思也在大英博物馆中协助资料收集与研究[158]

到了1850年代末期,美国大众对欧洲事务的兴致逐渐消退,马克思的文章逐渐转向诸如“奴隶制危机”以及1861年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等话题,写下了多篇针对美国内战的评论文字[159]。在为报刊投稿之外,1851年12月至次年3月期间,马克思还撰写了他关于1848年法国革命的理论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60]。这部著作围绕路易·波拿巴1851年发动的自我政变展开分析,探讨了作者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等方面的核心思想[161]

1850年代与1860年代通常被认为是划分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重要分界线:前期的青年马克思英语Young Marx尚未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后期更为成熟的马克思建立了一套科学的意识形态[162][163],往往与后世所发展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164]。不过,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可这一划分[165][166]。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他们在1848–1849年革命中的经历,对于他们经济理论与历史发展论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经历了1848年革命的失败后,马克思认为欧洲民众起初的革命热情已经消耗殆尽,除非爆发一次新的经济危机,否则革命将难以重新发动。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与其他共产主义者之间产生了冲突,马克思斥责对方是“冒险主义者”。他认为,那种主张仅凭“意志力”来创造革命条件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经济条件才是革命的必要前提。尽管美国在1852年的经济衰退给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线革命的希望,但他们仍认为美国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资本主义革命的基础。同时,对美国西部的开发也缓和了社会矛盾。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危机不会像欧洲那样产生“革命传递效应”,因为欧洲各国经济基本都是由国界限定的封闭独立系统。直到1857年美国爆发的金融恐慌席卷全球,这场危机才打破了当时所有的经济理论模型,成为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危机[167]

第一国际与《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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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最早的马克思照片,1861年拍摄于伦敦[168]

马克思继续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前提是该报的编辑方针仍然持进步立场。然而1861年年末,德纳总编离职,《论坛报》编辑部随之重组。新《论坛报》改变了政治立场[169],它不再是一份坚定拥护废奴主义的报纸,也不再拥护联邦国夺取南北战争的彻底胜利。相反,新编委会主张联邦国与联盟国立即停战媾和,同意南方联盟国保留奴隶制度。马克思对于《论坛报》的新立场极为反感,他认为这背离了正义与自由的原则。1863年,马克思被迫停止为《论坛报》撰稿[170]

1864年,马克思参与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32],并在协会成立之初就当选为临时委员会成员[171]。在第一国际内部,马克思卷入了与米哈伊尔·巴枯宁领导的无政府主义派系之间的斗争[146]。这场路线之争以马克思一派的胜出告终。1872年,在马克思的支持下,第一国际的总部从英国伦敦迁往美国纽约。然而,这次转移导致了第一国际的衰落[172]。第一国际存在期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当时巴黎市民起义反抗法国政府的统治,成功控制了该城市两个月。随后,政府军进行了血腥镇压。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写下了他最著名的小册子之一《法兰西内战》,为公社正名[173][174]

面对工人革命与运动屡次受挫的现实,马克思开始转向更深入的理论研究,试图以更科学的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研读相关资料[175]。到1857年,马克思已经积累了800多页的笔记和短文,内容涵盖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这些材料直至1939年才首次以德文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76][177]

1859年,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76][178],这是他首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严肃著作,原本的定位是作为未来三卷本《资本论》的前导读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开始系统性地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公理与范畴[179][180][181]。这部作品广受欢迎,初版很快销售一空[182]

《资本论》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功鼓舞了马克思,促使他在1860年代之初投入精力完成其毕生之作:三卷本《资本论》以及被后人视作《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英语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该卷批判地分析了“资本”这一经济范畴[183][181]。《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在马克思生前一直没有正式出版,马克思晚年一直在对手稿进行修改与完善。两卷皆由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整理出版[146]。《资本论》第二卷标题为《资本的流通过程》,1885年7月出版[184];第三卷标题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1894年12月出版[185]。在整部《资本论》中,马克思成体系地探讨了雇佣劳动规模的扩大、生产场所的转型、资本积累与竞争、银行体系、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英语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地租理论,以及雇佣劳动对资本关系的再生产等核心主题,通过分析资本积累的内在机制,揭示了生产方式从发端直至未来的“运动规律”[186][187][188]。马克思认为,资本生产的根本驱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而劳动者未获支付的那部分劳动正是剩余价值的根本来源[189]

1875年的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是最早系统阐述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文献之一[190],马克思在其中评析了过往的一众政治经济学理论家,尤其是亚当·斯密戴维·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146]。该书源出马克思在1861年至1863年间撰写的内容庞杂的经济学手稿,这批手稿被视作《资本论》的第二稿[191][192]。《剩余价值理论》是其中第六到第十五部笔记本以及第十八部笔记本的内容[193]。恩格斯生前未能完成对该卷的整理,他晚年将这一任务托付给友人卡尔·考茨基[194]。在编辑中,考茨基根据自己的认知对马克思的手稿进行了结构调整和一定程度的删改[195]。1905年,该卷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政治经济学批判遗稿》为副标题出版了第一、二分卷,1910年出版了第三分卷[194][196]。1954年到1961年间,苏联根据马克思手稿的原序出版了该卷的俄文完整版,之后又在1956年到1962年间出版了这一版的德文版[197]

1882年4月时的马克思。此时的他以评论时政为主业

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持续进行深入的理论写作[146]。不过,他仍坚持发表了不少颇具分量的时政评论,尤其是针对德国与俄国的局势。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他的追随者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两人为维持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意欲接受斐迪南·拉萨尔国有社会主义主张[146]。这部著作也因马克思的另一句名言而闻名于世:“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98]

在1881年3月8日写给薇拉·查苏利奇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探讨了俄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直接建立共产主义的可能性[146][199]。马克思承认,这种村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他同时也警告道,倘若要使村社成为绕过资本主义直通社会主义阶段的桥梁,则“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200]。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些破坏性影响得以肃清,那么村社“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就有可能落实[201]。在这封信的一份草稿中,马克思表达了他对人类学日益增长的兴趣,这份兴趣源自于他的一个信念:未来的共产主义将是对史前时代原始共产主义的一种更高形式的回归。马克思写道:

“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的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

——卡尔·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1881年3月[202]

马克思还补充道:“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得多。”[203]在去世前,马克思曾委托恩格斯将这些思想系统地整理出来。恩格斯于1884年发表了这部分内容,书名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204]

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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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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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卡罗琳和燕妮·劳拉·马克思,摄于1869年。马克思家的女儿都以燕妮为名,以纪念她们的母亲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马克思与燕妮·威斯特华伦共育有七个子女,但由于伦敦恶劣的生活条件,只有三个孩子长大成人[205]。马克思夫妇的子女分别是:燕妮·卡罗琳(Jenny Caroline,婚后姓龙格,1844–1883)、燕妮·劳拉(Jenny Laura,婚后姓拉法格,1845–1911)、埃德加(Edgar,1847–1855)、亨利·爱德华·盖伊(Henry Edward Guy,昵称“吉多”,1849–1850)、燕妮·伊夫琳·弗朗西丝(昵称“弗兰齐斯卡”,1851–1852)、燕妮·朱莉亚·爱琳娜(Jenny Julia Eleanor,1855–1898),以及一个1857年7月夭折的、尚未取名的孩子。据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是一位慈爱的父亲[206]

女管家海伦·德穆特在马克思家庭中的地位也极为重要,她被视为马克思的知己。在恩格斯为她撰写的讣告中,德穆特的角色被描述为:“马克思同海伦·德穆特不仅商量困难而复杂的党的事务,甚至商量有关他的经济学著作问题。”[207]1962年,有传言称马克思与德穆特有一私生子弗雷迪(Freddy)[208][209]。但由于缺乏确凿的文献证据,这一传闻的真实性存在争议[210]

为摆脱当局的追踪,马克思经常使用化名,尤其是在租房时。在巴黎时,他化名“朗博兹先生”(Monsieur Ramboz);而在伦敦时,他常用“A. Williams”署名写信。马克思的朋友常称他为“摩尔人”(Moor),因为他肤色较深、头发黑而卷曲。他也鼓励孩子们叫他“老尼克”(Old Nick)或“查理”(Charley)[211]。马克思也为家人和朋友取了许多昵称和化名,例如称恩格斯为“将军”(General)、称女管家海伦为“琳蘅”(Lenchen)或“尼姆”(Nym)。大女儿燕妮·卡罗琳昵称“中国皇帝奎奎”(Qui Qui, Emperor of China),二女儿劳拉昵称“白鹦鹉”(Kakadou)或“霍屯督人”(the Hottentot)[211]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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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长期受健康问题困扰,他自己称之为“生存的悲惨境遇”[212]。许多作家都曾尝试分析其病因。传记作者维尔纳·布卢门贝格(Werner Blumenberg)将马克思的健康问题归因于他1849年患上的肝胆疾病,马克思此后一直未能完全康复,而他不良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加剧了病情。这些病症通常伴随着头痛、眼部炎症、头部神经痛以及风湿性疼痛。到了1877年,他出现了严重的神经紊乱,不得不依靠镇静药物对抗随之而来的长期失眠症[213]

过度的夜间工作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加剧了马克思的病情。马克思偏好重口味的食物,如腌制鱼类、鱼子酱、腌黄瓜等,“这些都不适合肝病患者”;他还嗜好葡萄酒、烈酒,同时大量抽烟——“由于囊中羞涩,抽的通常是劣质雪茄”。自1863年起,马克思经常抱怨自己身上的疖肿:“这在肝病患者中很常见,而且诱因可能都相同。”[213]这些脓肿有时严重到让他无法坐直或伏案工作。据布卢门贝格所述,马克思的易怒也常见于肝病患者[214]

疾病加剧了他性格中的某些特质。他言辞犀利,讽刺尖刻,常不避人身攻击,措辞甚至粗鲁残忍。尽管马克思对最亲密的朋友怀有盲目信任,但他也承认自己有时过于多疑,对朋友不够公正。他对敌人,甚至对朋友的评价都极为苛刻,哪怕是性格不敏感的人也会因此受伤。……恐怕很少有人没被他如此批评过,……连恩格斯也未能例外。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杰罗尔德·西格尔英语Jerrold Seigel称,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可能患有肺炎或胸膜炎,这种疾病的后遗症使他免于普鲁士的兵役。后半生撰写《资本论》期间(他终其一生也未能完稿)[212][215],马克思饱受三种疾病的困扰。首先是可能来自家族遗传的肝病,过度劳累、不良饮食和缺乏睡眠加重了这一病情;第二是眼部炎症,主要诱因是夜间过度工作; 第三是反复发作的痈疽或疖肿,“很可能是由身体虚弱引起,而马克思饮酒、吸烟、不良饮食、睡眠不足等生活方式都是造成这种虚弱的原因。恩格斯曾多次劝告马克思改变这种危险的生活方式”。根据西格尔的观点,马克思之所以甘愿牺牲自己的健康,可能源于他对自我中心和利己主义的一种内疚感,这种内疚感最初是在他成长过程中由他的父亲带来[216]

2007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皮肤病学家萨姆·舒斯特(Sam Shuster)对马克思的病症进行了回顾性诊断英语Retrospective diagnosis。舒斯特认为,马克思病症最有可能的解释并非传统观点的肝病,而是化脓性汗腺炎,这是一种由顶泌英语Apocrine汗腺导管堵塞引发毛囊感染所致的复发性感染性疾病[217]。舒斯特指出,化脓性汗腺炎会给病人带来强烈的心理困扰,包括自我厌恶、羞耻、形象受损、情绪低落以及整体幸福感的下降。舒斯特称在马克思的信件中找到了有关此类负面情绪的“大量证据”。他猜想这种疾病引发的心理困扰是否可能影响了马克思的学术研究,甚至在他异化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218]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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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伦敦海格特公墓东区的马克思墓

1881年12月妻子燕妮去世后,马克思患上了卡他性炎。在生命的最后15个月里,他的身体状况一直欠佳。炎症最终引发了致命的支气管炎胸膜炎。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病逝于伦敦,终年64岁,去世时他是一名无国籍人士[219]。17日,马克思在伦敦的亲友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海格特公墓东区,这片墓区专门为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留存。据弗朗西斯·惠恩记载,出席葬礼的悼念者有九至十一人[220][221]。根据对当时资料的研究,葬礼的出席者中,具体姓名可考的有十三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爱琳娜·马克思爱德华·艾威林保尔·拉法格夏尔·龙格海伦·德穆特威廉·李卜克内西、戈特利布·莱姆克、弗里德里希·列斯纳、格奥尔格·罗赫纳、雷·兰克斯特爵士、卡尔·肖莱马厄内斯特·雷德福英语Ernest Radford[222]。当时一份报纸的报道称,参加葬礼的亲友有二十五至三十人[223]

图画报英语The Graphic》的一位撰稿人写道[224]

由于一场奇怪的疏忽,……他的死讯迟了两天才发布,而且最初竟被误传为发生在巴黎。次日,巴黎方面才予以更正;而当他的朋友与追随者急忙赶往他在哈弗斯托克山英语Haverstock的住所,想了解葬礼的时间与地点时,却得知他已入土为安。若非这般保密与匆忙,他的墓前本应举行一次盛大的群众纪念活动。

马克思尚在人世的两个女儿爱琳娜和劳拉,以及他的两个女婿——法国社会主义者夏尔·龙格与保尔·拉法格——也出席了他的葬礼[221]。马克思几位最亲密的朋友在葬礼上发表了悼词,其中包括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在悼词中说道[225]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威廉·李卜克内西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及领袖,用德语发表了悼词;夏尔·龙格作为法国工人运动的重要人物,用法语作了简短发言[221]。葬礼上还分别宣读了来自法国工人党巴黎联合会和西班牙工人党马德里联合会的唁电[221]。连同恩格斯的悼词,这些环节构成了整场葬礼的全部仪式[221]。出席葬礼的非亲属人士还包括马克思的三位共产党同僚: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他曾因1852年科隆共产党人案被判监禁三年;格奥尔格·罗赫纳,恩格斯称其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成员”;卡尔·肖莱马,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成员、共产主义活动家,曾参与1848年巴登革命英语Baden Revolution[221]。还有一位出席者是英国动物学家雷·兰克斯特,后来成为知名学者[221]

马克思留下的个人遗产在遗嘱认证中估值为250英镑[226],折合2024年的38095英镑[227]。恩格斯1895年去世时,将自己巨额遗产中的“相当一部分”留给了马克思尚在人世的两个女儿,其价值约合2024年的680万美元[208]

1954年11月,马克思及其家人被重新安葬于附近的一块新墓地。新墓于1956年3月14日揭幕[228],墓碑上镌刻着马克思的两句名言,分别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由恩格斯校订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29]大不列颠共产党出资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上面矗立着由劳伦斯·布拉德肖英语Laurence Bradshaw雕刻的半身像。相比之下,马克思墓的旧址仅有简陋的装饰[229]

知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评论道:“不能说马克思死的时候是个失败者。”尽管马克思生前未能在英国吸引大批追随者,但他的著作已经开始在德国与俄国的左翼运动中产生影响。在他去世后的25年内,欧洲大陆已有多个社会主义政党承认马克思主义对其政治理念的影响,它们已在代议制民主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230]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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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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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思想也受到许多思想家的影响,这包括有:

历史学者经常把马克思的观点称作历史唯物主义,不过一些批评认为恩格斯和列宁将其哲学改编成辩证唯物主义。其中马克思肯定黑格尔的说法,认为应当对于作为现实的历史影响力透过辩证法验证[231]。然而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者而把思想列为最重要之物,而本人是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则改变原本辩证法的前提,主张物质观念的首要地位[237][231]。其中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的存在掌握了历史进程,不过马克思则认为此举是不必要的神秘化,试图模糊人类和其物理行为改变世界的现实[231]。对此他写道黑格尔颠倒了原本现实中的行动,因此需要重新订立基础建构之。尽管马克思不喜欢在一些著作中使用哥德小说式的神秘术语,不过在《资本论》中他仍然指称资本主义为“劳动产品拜物教”[238]

虽然马克思的灵感来自法国社会主义和社会学思想,但是他也批判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支持者[232];其中他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青睐小规模的社会主义社会,反就导致其被边缘化并且面临贫困问题,对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大规模变革经济体系才可以带来真正的变化[234]。另外恩格斯在1844年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大大影响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思想的诠释,从而导致马克思透过历史辩证法而设想出阶级斗争冲突,并且认为现代工人阶级作为革命最为进步的力量[236]。马克思认为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科学后将能够洞悉历史发展,进而发现推动发展结果的社会矛盾因素;也因此马克思的一些追随者做出结论,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必定会发生。但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提到他著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名言,仍然认为必须要实际付出行动以改变世界[239][240]

哲学思想与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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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被誉为“首位在社会科学中使用批判方法的伟大人物”。这一评价源自于他在著作中频繁使用论战式批判来评析其他思想家的观点[241][242]。马克思对思辨式的哲学持批判态度,将形而上学等同于意识形态[243][244]。通过这种方法,他力图将研究中的关键发现从意识形态偏见中剥离出来,这使得他有别于同时期的一众哲学家[8]

人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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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哲学家格·威·弗·黑格尔(左)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右)。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论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人类本性不断改变”的过程。“人性”不仅包括人本身,还包括与人相关联的物质对象[245]。人认识到自己既有“现实的自我”,也有“潜在的自我”[246][247]。对马克思和黑格尔而言,自我发展的起点来自这种“我和我的潜在可能之间”的内在异化体验。接下来,人会意识到:作为主体的“实际的自我”将“潜在的自我”当作一个“客体”去把握、理解和追求[247]。马克思进一步认为,通过按自己的需要改造自然(包括物质生产、社会生产),主体就能把原本外在的“客体”化为己有,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人[248][249]。在马克思看来,人性(亦即“类本质”,德语:Gattungswesen)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形成、发展和实现的[246][247][249]

马克思关于“有意义的劳动”的核心观点是:主体(人)要想真正与那个“异化了的客体”建立关系,必须首先对自己世界中真实、物质的对象施加影响[250]。马克思承认,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并理解到“客观的人”(即通过与世界的关系而确立的真实的人)是自身劳动的结果[251];但他同时认为,黑格尔这种自我发展观过于“精神化”和抽象[252]。因而,马克思在此处与黑格尔分道扬镳。马克思强调:“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50]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理论加以改造,为原本偏精神的“劳动”概念赋予物质性的内涵;又在讨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时,引入了“劳动力”的概念[91]

劳动、阶级斗争与虚假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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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6]
中国上海的马克思恩格斯纪念像

如同托克维尔曾描述过那种没有明确专制者、面目模糊的软性官僚专制英语Soft despotism一样,马克思也打破了古典思想家拘泥于“单一暴君”的固见。与孟德斯鸠探讨“单一专制者的本性”不同,马克思转而分析“资本的专制”,并逐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戕害人性的发展。马克思特别关心“人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劳动力”,他在“异化”问题上对此进行了大量论述。和对辩证法的处理一样,马克思最初借用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但他发展出了一个更唯物主义的理解。资本主义通过商品交换来调节生产关系(例如工人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而商品不仅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劳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人可能会放弃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也就是放弃对自己改造世界的能力的控制,这就等同于与自己的人性(类本质)相异化。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是精神的丧失。马克思把这种丧失描述为“商品拜物教”。在商品拜物教中,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似乎有了独立的生命与运动规律,而人及其行为反而被迫去适应商品的要求。

商品拜物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虚假意识”的一个例子,这与意识形态的理解密切相关。马克思和恩格斯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思想,但生活在当时的人会把这些思想看作是普遍且永恒的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类观念充其量只是半真半假,并不能揭示全部真相;更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它们被用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换言之,一个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不仅包括对粮食、工业制品等物质生产的控制,还包括对思想生产的控制——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被压迫阶级的成员有时会持有与自身利益相违背的观念。

宗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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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类似的虚假意识还有像是对宗教等事物的分析,其中马克思于1843年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提到:

尽管马克思在文理中学的毕业论文表示宗教其主要目的是促进社会有机团结,不过之后他则转向指出宗教的社会功能在于凸显和维护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各方面不平等[255]

社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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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虚假意识随着时间的经过便成为社会意识而成为制约人类活动的客观力量,马克思亦认为意识会随着外在因素的演变而改变,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在类似的思想改变中持续进化著。对此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思维与自己的唯物主义予以整合,自行发展出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其中马克思相信经过时间的演进,人类将因为无产阶级思想而彻底解放,进而完成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在这之后人类的生产模式随之改变并且发展成为自由王国,全人类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对此马克思将哲学的开端与人的本性结合,并且认为哲学本身应该是不可被挑战的真理,透过正确的哲学能有效带领无产阶级脱离矛盾社会的恶性循环以获得解放。其中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提到:

马克思将劳动视为其首要探讨的议题,并且强调经济关系能够确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发展[231][234][256]。其中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塑造社会体系英语Social system[234],同时社会变迁则是由于彼此对立的利益冲突而驱动的,而在背后最为重要的运作者即为经济力量[231],这论点后来更成为许多冲突理论著作内容的出发点[256]。在马克思所观察到的历史进化过程中,他认为世界历史一开始源自于自由、生产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进展开始受到控制和非人性化对待,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更为明显[231]。马克思指出这并非特意安排的过程,相反地任何个人甚至国家都无法违背经济的力量[234]

同时社会组织取决于生产资料,这包括有土地、天然资源、技术、生产必要的物质商品和生产关系等等,换言之社会关系源自于人们获得并且投入生产资料中[256]。这些元素共同构成生产方式,而马克思以生产方式的不同区分历史各个时期。马克思并且进一步区分出以经济体制为主的下层建筑,以及包含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256]。同时马克思认为经济为首的下层建筑和社会为首的上层建筑间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将会造成社会混乱并且成为后续冲突的开端[256]。其中社会中长期的阶级变动发展,便源自于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剥削的程度以及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依附的具体方式的变化。但尽管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予以批判,并且针对应当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出相关讨论,不过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极为谨慎,因为他认为与过去社会上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相比,资本主义改良了许多缺失[237]。马克思也从来没有明确地讨论有关道德和公平正义等问题,尽管学者们一致认为他的著作中仍蕴涵着这些概念的讨论[237]

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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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的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
—《资本论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持负面看法[237][257],一方面马克思是19世纪对于资本主义系统其非人性化性质予以最深层批判者,并且具体指出资本主义的特征包括有异化和剥削等问题,并且经常且周期性地陷入经济萧条而导致大规模失业;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还是具有进步特征,其中马克思便指出资本主义具革命化、工业化和普世发展、成长与进步等层面,而实际上当时资本主义便已经推动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变革、提高生产率、经济增长、理性思维和科学革命等影响[237][257][231]。马克思认为资本家阶级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阶级,因为它不断地改进生产手段而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阶级,同时还主导推翻封建制度并促使社会朝向资本主义发展[234]。资本主义本身可以大大促进成长,原因在于资本家可以透过投资新技术与机器而获利,并且再度投资以获得更多利润[258]

过去国家社会的经济往往视为该国家社会的劳动力,但马克思认为此一观点被资本主义扭曲,进而认为在资本主义架构下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消耗性的日用品。其中传统商人借由转手买卖以赚取商品的差价,而资本家则是透过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间的价格差异赚取利润。马克思指出每一个成功的产业其投入的单位成本都较输出的单位成本还要来得低,并且将这两者的差异称作“剩余价值”。对此他认为剩余价值源自于剩余劳动力英语Surplus labour,也就是维持工人生存的成本和工人生产的产品间的差异[237]。进一步地说资本家透过压榨劳工的方式,借由降低制造成本来赚取利润,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事物都能够透过生产取得。也因此随着劳工的成本越趋便宜、资本家的利润也就越高,而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将会尽可能降低劳工成本以博取最大的利益[231]。因此根据马克思的想法,当资本家唯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低成本养活劳工来从事劳动生产工作,劳工的待遇自然也就不是资本家所会关心的问题[259]

从马克思对于资本家的描述可以见到其所塑造的资本主义两种面向,尽管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最具生产力的社会结构,同时他亦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在于劳工遭到日用品化,进而异化了无产阶级劳工本身的人类特质。但在批评资本家透过将劳工视为机器赚取利益的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获取利益本身并非不公正的行为[237],同时资本家自身也无法对抗整个制度框架[234]。对此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真正问题源自于资本本身的缺陷,其中并非原本关于财产和设备间的所有问题,而是一般工人与所有者间架构的经济体制关系[234]。同时马克思也提到资本家为了更大化生产力与利润,势必随着时间的进展投资更多的金钱与资源在新的科学技术研发上,并且逐渐减少劳动人力的投入[237]

由于马克思认为从劳动力取得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利润来源,这一方面意味着劳工的利益将因为科技的进步而遭到贬低,但是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即便经济成长仍然会使得利润率往后将会下降[260]。这使得马克思最终推论出其所强调的资本主义本身并不稳定论点,并且表示该制度容易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261]。马克思认为随着周期时间的增长和伴随而来的重复崩溃,持续性地景气循环将会使得经济危机日益严重[260]。此外他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这过程必然让资本家阶级获得利益和权力,相对地无产阶级则持续处于贫困状态[260][234]。其中在《共产党宣言》第一节中,马克思描述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以及内部角色矛盾所造就的社会历史发展:

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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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科技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让剩余生产物增多而使得人类有可能在自身中实行脑体分工。这种分工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人类从原始社会的阶段发展进入文明时期;另一方面脑体分工本身就是最初阶级划分的基础,由于分工和私有制而出现了垄断精神生产的剥削阶级分子与承担全部体力劳动的劳动阶级,两者处在根本利益上相互对抗的关系中,人类自此进入阶级社会。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中阶级斗争无法避免,而阶级斗争本身就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4]。只有联系生产力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才能彻底解决阶级斗争的问题。其中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62]

马克思在其阶级理论中特别强调阶级属于经济范畴,现代阶级关系的产生源于劳动者将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但阶级的产生又会在文化、宗教等领域出现与其他阶级利益冲突的状态,因此阶级有时候可视为社会范畴看待。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从早期的简单走向复杂,然后又走向现代社会的简单化。同时他指出讲究功利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发生阶级的对立,而和平式的协商办法无法完全解决阶级间的对立。因此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无产阶级将进行短暂的无产阶级专政,透过多层面的革命以尽可能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也因此普遍认为马克思并不反对暴力革命。其中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大多遭到资本家剥削,不过部分人认为无产阶级经过某种方式取得政权后会转化成资产阶级,认为马克思就阶级转化的情况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理论解释。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种种现象是阶段性的演变,其中资本主义将自我毁灭、而无产阶级则因为思想的解放而逐渐取代资产阶级,其过程就如同封建社会末期资产阶级推翻王室贵族阶级般。马克思认为此时劳动人口将成为主角而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其中如果无产阶级必须获得生产资料,并将鼓励社会关系朝向能够使所有人受益、废除剥削阶级以及引进较少压迫的生产制度,进而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发生[231]。而马克思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资本主义会最终会因为国际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行动而遭到取代:

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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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基于对于资本主义的种种分析,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应当团结。同时他也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将使得其自行瓦解,取而代之的则会是社会主义、后资本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社会。其中在《共产党宣言》中便提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监督城市化、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等各种层面,甚至如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所说的:“旧的国家是一种‘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然而马克思认为随着阶级人数成长和发展阶级意识,将能够认识到他们必须且有能力改变整个系统[231][234]

而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关的还有其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对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需要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而无产阶级政党则必须带领无产阶级行动,同时代表着组织、领导和宣传等作用。其中马克思在其理论中指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建立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制度间,必须经历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治权力、强制实施社会生产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作为促进社会改革的手段[234]。对此马克思在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

不过马克思认为如英国、美国和荷兰等长久实施民主体制的国家,便有可能在体制内和平过渡而转型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相对地在法国和德国等具有强大且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他则建议透过革命等方式予以行动必要的能量[264]

而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社会的观点主要从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开始思索后,对此他认为私有制社会中对立阶级间的斗争具有不可调和的特点,因此统治阶级需要以强制性手段来治理被统治阶级,这些强制性的方法往往成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榨取和剥夺工具。同时统治阶级为了保持阶级之间的平衡,把阶级关系维持在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和范围内,进而促成国家法律的出现。因此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要获得自由的解放就要必须团结,进行思想革命以革新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旧有价值,最终消灭剥削而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马克思认为所有民众都具有选举权的民主社会[234],在这个新的乌托邦世界中几乎没有需求所产生的自我异化[260],人类可以不受限于劳动力市场而采取行动[260]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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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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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被广泛认为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并且对世界政治及学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265][266]。撰写过马克思传记的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惠恩认为20世纪的历史是“马克思的遗产”[267],而澳洲哲学家彼得·辛格认为马克思的影响可以与世界上两大主要宗教的建立者耶稣穆罕默德相比[268],同时辛格还指出马克思的观点导致了现代社会学的产生、促使历史研究发生转变、并且深刻影响了哲学、文学以及艺术等领域[268]菲利普·斯托克斯(Philip Stokes)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使他“直到1960年代一直是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的宠儿”,并且对各种学科持续产生影响[269];这当中包括有考古学人类学、媒体研究、政治学、历史、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外,同时他也对哲学、文化研究、戏剧、文学批评、美学以及心理学等有着深远影响[268][270][271][272][273]

不过对于自身广泛的影响力,曾经多次在生活上协助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表示:“马克思在谈到1870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见,马克思本人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他更愿意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274][275]

从学术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学说促进了现代社会学开始发展。他除了与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共同视为19世纪“怀疑派”中的3位大师之一外[276],并且也和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者[277]。与其他哲学家相比,马克思提出可以经常采纳科学方法测试的理论[239]。马克思和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方面,努力尝试推进欧洲世俗化后科学理性意识并且促进其发展;不过受到黑格尔著作的影响,马克思拒绝孔德试图透过社会学实证主义来建构社会科学[278],对此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认为马克思和丹麦神学家索伦·奥贝·齐克果是黑格尔哲学中2个最伟大的继承者[279]。而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被公认是重要的经典观念之一;其中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引用其学说,并且将其视为现代社会学真正的创始人[280]

马克思也受到来自各方广泛的评价。无政府主义者一般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其中也包括自由倾向最为显著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专制,而且过于关注经济问题而缺乏对于国家力量不可缺少的基本反抗能力。另外包括美国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许多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也就哲学、伦理和经济等方面全面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这当中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劳动价值理论等等都有所争辩[281][282]

学术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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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一个受教育的人来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刻影响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观点;当然也对社会探究的本质产生了影响……无法切实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上也就无法充分与现代思想相协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排除在当代大多数社会成员自由探讨重要问题的持续辩论之外。
罗伯特·C·塔克,《马克思恩格斯读本》(1978年)[266]

马克思的思想和主张对19世纪中后期至今的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马克思的追随者经常彼此间讨论如何解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将这些概念应用在现代世界中[283]。而发展至今日,许多学者依据马克思这一脉络发展成许多面向,其中有数个学派就是否准确解释马克思的思想而相互争辩,同时许多分支学说都认为自身为马克思的正统继承者。主要原因在马克思的学说范围包括政治、哲学、经济、社会等广泛领域,因此在这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一样版本的解释和陈述,对此美国近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哈尔·卓普便提到“在人类历史上,少有学说像马克思思想一般被不一样的人严重扭曲”。同时许多不同的学术研究也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出现不同派别,这包括有导致结构马克思主义、历史马克思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式马克思主义分析、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283]

其中发展至今日,从马克思原本著作发展出比较有影响力和主要的分支主义包括有列宁主义以及其下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常划归其中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自由马克思主义和青年马克思派等等。其中列宁主义为代表的东方流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分歧源自于20世纪初欧洲革命的失败,对此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捷尔吉、德国理论家卡尔·柯尔施等学者认为列宁的“庸俗经济决定论”是失败成因,因而从马克思的著作《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的劳动异化理论作为主要发想,开始阐述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关怀和人类中心主义理论,透过自身理论架构出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被普遍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重要来源,其中他对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理性主义的批判,连同弗里德里希·尼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学说架构出现代思想的基础,对于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运动产生影响[284]。其中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便表示:“体验异化时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中去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优越于其他的历史学。”甚至认为现象学或存在主义都没有达到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建设性谈话的程度[285]。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开始出现法兰克福学派、布达佩斯学派等有影响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他们在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立场上提出对人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的批判性理论[286]

被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哲学家包括有赫伯特·马尔库塞尤尔根·哈伯马斯麦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瓦尔特·班雅明埃里希·弗罗姆让-保罗·萨特詹明信等人[286]。其中到了20世纪至21世纪,许多思想家主要透过两种策略来让自己的社会理论得以与马克思呼应。其中一个方法为将内容定调为对于核心的分析上,并且针对内容中最有趣和令人费解的思维处进行探讨。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做法则是减少引用马克思在社会理论的主张,并且强调社会和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相对自主性”;除了认为社会和经济生活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外,并且否定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量”发展与“生产方式”继承之主要叙述概念。其中透过这方法使得许多历史学家透过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获得灵感,例如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者英国历史学者E·P·汤普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这样的思考模式也获得如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等人的支持,除了透过马克思的理论试图了解政治实践的机遇和变革外,同时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光明面[287][288][289][290]

社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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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并实施一党制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在1979年至1983年是社会主义国家统治范围最广的时期。

在政治领域上马克思所带来的影响更为复杂许多,其中在这些不同的政治观点包括有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泽东思想胡志明思想霍查主义铁托主义卢森堡主义卡斯特罗主义格瓦拉主义欧洲共产主义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英语Libertarian Marxism等等[283]。整个20世纪中便有数十个国家转型并称呼自己为“马克思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1917年俄国革命而促使的苏俄成立[291]。同时许多世界上重要的领导人也都被马克思所影响,这包括有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29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292]、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293]、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294]、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约瑟普·布罗兹·狄托和非洲联盟主席夸梅·恩克鲁玛等人[295][296],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全世界的政党将会共同发动“马克思主义革命”[297]

在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主张有关的国家中,一些事件导致一些人指责马克思主义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死亡[298];不过这些革命家、领导人和政党对于马克思著作的解释准确度往往具有高度争议,并且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拒绝[299]。今日常见的观点是是将马克思的价值观点与具体影响区分开来进行讨论,并且认为一部分受到马克思观点影响者则是因其政治目的的思考方式而有所不同[300]。不过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仍然被美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绝大部分共产党视为“指导思想”,以及被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视作理论来源之一。直至今日,世界各地仍有许多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士,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各国产业工人、中产阶级和左翼知识分子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过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形态推断仍然受到相关学者的质疑,其中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类社会未来必然会进步到共产主义阶段的正确性便经常受到讨论。而尽管马克思对于社会发展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种种贡献,其所发表的大量著作也对于后来世界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是总体来说马克思及其主义的影响相较20世纪初仍然有所式微[301]。不过近年来由于西方世界陆续遭遇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马克思的理论重新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在欧美世界开始出现阅读马克思著作和研究其思想的风潮[302]。除了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等著作在西方世界重新广泛受到欢迎外[301],包括英国文化评论家泰瑞·伊格顿[303]、法国解构主义提倡者雅克·德里达等西方哲学家纷纷著书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思想[304]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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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经济学教授戴维·哈维讲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英语Capital, Volume I内容

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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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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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共2卷,中文版1954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4卷,中文版1967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中文版1981战士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共10卷,中文版2009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39卷,中文版1956-1974人民出版社。1979-1985出版补卷11卷。合计共50卷。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共60卷,中文版2000-2017人民出版社。第二版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普通著作卷(1-29卷);第二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30-46卷);第三部分为书信卷(47-60卷);第四部分为笔记卷(编多少卷尚未确定)。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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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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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截至2017年,这幅画作一直被认为是最早绘及马克思的图像作品,尽管直到1890年,方由科隆的司法顾问兼参议院院长施耐德(名不详,疑弗里德里希)首次辨认出画作中的马克思。由于该作符合对马克思外貌的描述,之后便一直被视作他的真实肖像[42]。赫尔穆特·巴赫于1953年创作的马克思肖像画,以及格林施泰因于1961年绘制的一幅更具理想主义风格的素描,都以这幅石版画为基础。不过,这两幅时代靠后的肖像画反而相较原作更为知名。石版画原作的副本今保存在特里尔西梅翁施蒂夫特博物馆德语Stadtmuseum Simeonstift TrierStadtmuseum Simeonstift Trier)。由于年代久远,上端有部分遗失(包括书写年份1836年的标注、有关兄弟会活动的内容等),这一点可从早期版本中看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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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883: The death of Karl Marx.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1 December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4 January 2010).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1883: The death of Karl Marx”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2. Allan, Kenneth. The Social Lens: An Invitation to Social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Pine Forge Press. 2010: 68 [25 March 2011]. ISBN 978-1-4129-7834-7. (原始内容存档于22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Allan2010”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3. Balibar, Étienne. The philosophy of Marx. Verso Books. 1995: 56 [8 March 2011]. ISBN 978-1-85984-951-4. (原始内容存档于17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Balibar1995”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4. Beilharz, Peter. Labour's Utopias: Bolshevism, Fabian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UP Archive. 1992: 4 [7 March 2011]. ISBN 978-0-415-0968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Beilharz1992”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5. 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17 [23 April 2011]. ISBN 978-0-521-29705-9. (原始内容存档于17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Elster1985”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6. Dennis Gilbert.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in an Age of Growing Inequality. Pine Forge Press. 2010: 6– [8 March 2011]. ISBN 978-1-4129-7965-8. (原始内容存档于16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Gilbert2010”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7. Paul Hernadi. The Rhetoric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hetori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7 [8 March 2011]. ISBN 978-0-8223-0934-5. (原始内容存档于16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Hernadi1989”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8.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Part IV.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13–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 July 2019) –通过marxists.org.  已忽略未知参数|orig-date= (帮助)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Karl Marx: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9. Marx, Karl.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Wildside Press LLC. 2008: 141 [9 March 2011]. ISBN 978-1-4344-6374-6. (原始内容存档于22 July 2011) –通过Google Books.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Marx2008”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10. Marx, Karl; O'Malley, Joseph.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CUP Archive. 1977: 131 [23 April 2011]. ISBN 978-0-521-29211-5. (原始内容存档于17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MarxO'Malley1977”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11. William H. Swatos; Peter Kivisto.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society. Rowman Altamira. 1998: 499– [8 March 2011]. ISBN 978-0-7619-8956-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SwatosKivisto1998”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12. John B. Thompson.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7–38 [8 March 2011]. ISBN 978-0-8047-1846-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Thompson1990”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13. Jonathan H. Turner. Sociology.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5: 17–18 [9 March 2011]. ISBN 978-0-13-113496-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Turner2005”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14.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46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92) p. 72.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k72”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15. Max Weber. Stanford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2017 [29 November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6 May 2024).  引用错误:在<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plato.stanford.edu”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
  16. ^ 龚刃韧. 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观:被冷落的理论. 北京大学法学院. 2013-05-24 [2015-05-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中国大陆)). 谈到世界近代史上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经典理论,人们首先会想到相隔两个世纪的两位英国思想家的名著,即约翰·弥尔顿(John Millton)的《论出版自由》(1644年)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的印象似乎更多地停留在他对政治经济学、历史哲学以及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影响,而他的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论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受到冷落。 
  17. ^ Berühmte Bonner Studenten im 19. Jahrhundert — 200 Jahre Uni Bonn. www.200jahre.uni-bonn.de. [2018-05-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18) (德语). 
  18. ^ Friedrich, Kai. Marx im Depot. www.uni-jena.de. [2018-05-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0-26) (德语). 
  19. ^ 4.0 4.1 4.2 4.3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cho Library. 2009-01-01: 全册 [2015-05-09]. ISBN 978-140685174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01) (英语). First published in 18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political tracts. Commissioned by the Communist League and written by communist theorist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it laid out the League's purposes and program. 
  20. ^ 马克思. 《资本论》节选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12: 全册 [2016-10-02]. ISBN 978701002747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01) (中文(中国大陆)).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巨著。其中第一卷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21. ^ 6.0 6.1 6.2 6.3 马克思, 卡尔;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共产党宣言.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461–504. 
  22. ^ Marx, Karl. Inde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原始内容存档于27 October 2007) –通过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3. ^ 8.0 8.1 Calhoun(2002年),第23–24页
  24. ^ Marx the millennium's 'greatest thinker'. BBC News World Online. 1 October 1999 [23 November 2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 September 2017). 
  25. ^ 你以為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是「馬列主義」──列寧死後,後世對馬克思的理解都產生了劇烈的轉變. 故事 StoryStudio. 2020-09-17 [2025-10-01]. 
  26. ^ Svensson, Niklas Albin. 一國社會主義: 史達林如何拋棄馬克思主義 - 火花. 火花. 2024-12-13 [2025-10-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04-23) (中文(台湾)). 
  27. ^ Unger, Roberto Mangabeira. Free Trade Reimagined: The World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Method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28. ^ Hicks, John. Capital Controversies: Ancient and Moder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74, 64 (2): 307. The greatest economists, Smith or Marx or Keynes, have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 
  29. ^ Schumpeter, Joseph. 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Keynes. Unwin University books 26 4th. Taylor & Francis. 1997. ISBN 978-0-415-11078-5.  已忽略未知参数|orig-date= (帮助)
  30. ^ Little, Daniel. Marxism and Method. [10 December 2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10 December 2017). 
  31. ^ Kim, Sung Ho. Max Weber. Zalta, Edward N. (编). Stanford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2017 [10 December 2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18 March 2019). Max Weber is known as a principal architect of modern social science along with Karl Marx and Emil Durkheim. 
  32. ^ McLellan 2006,第178, Plate 1页.
  33. ^ Wheen(2001年),第12–13页
  34.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7页; Wheen 2001,第8, 12页; McLellan 2006,第1页.
  35.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4–5页; Wheen 2001,第7–9, 12页; McLellan 2006,第2–3页.
  36. ^ Carroll, James. Constantine's Sword: The Church and the Jews – A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2: 419 [2 April 2018]. ISBN 978-0-547-34888-9. (原始内容存档于24 September 2020) –通过Google Books (英语). 
  37.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4–6页; McLellan 2006,第2–4页.
  38.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5, 8–12页; Wheen 2001,第11页; McLellan 2006,第5–6页.
  39.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7页; Wheen 2001,第10页; McLellan 2006,第7页.
  40. ^ Wheen 2001,chpt. 6
  41.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12页; Wheen 2001,第13页.
  42. ^ McLellan 2006,第7页.
  43. ^ Turley, Justin. The Baptism of Karl Marx, 1824. Landmark Events. 2020-08-24 [2024-08-28]. (原始内容存档于12 July 2024) (英语). 
  44. ^ Karl Marx: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3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7–58. ISBN 978-0-19-861387-9. 
  45.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12–15页; Wheen 2001,第13页; McLellan 2006,第7–11页.
  46. ^ Heinz Monz: Karl Marx. Grundlagen der Entwicklung zu Leben und Werk. Trier 1973, S. 315.
  47. ^ Königliches Friedrich Wilhelms-Gymnasium zu Trier 1563–1913. Festschrift zur Feier des 350jährigen Jubiläums der Anstalt am 6. bis 8. Oktober 1913. Jacob Lintz, Trier 1913, Anhang (Verzeichnis der Direktoren, Lehrer und Abiturienten des Königlichen Friedrich Wilhelms-Gymnasiums vom Jahre 1815 ab), S. 32 (online bei Internet Archive).
  48.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15–16页; Wheen 2001,第14页; McLellan 2006,第13页.
  49. ^ Wheen(2001年),第15页
  50.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20页; McLellan 2006,第14页.
  51. ^ Wheen 2001,第16页; McLellan 2006,第14页
  52. ^ Holmes, Rachel. Karl Marx: the drinking years需要付费订阅. The Daily Telegraph. 14 October 2017 [14 October 2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10 January 2022). 需付费查阅
  53. ^ Manfred Schöncke: „Ein fröhliches Jahr in Bonn“? Was wir über Karl Marx’ erstes Studienjahr wissen. 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1994. Hamburg 1994, S. 239–255.
  54. ^ Ingrid Bodsch (Hrsg.): Dr. Karl Marx. Vom Studium zur Promotion – Bonn, Berlin, Jena. Mit Beiträgen von Joachim Bauer, Ingrid Bodsch, Klaus Dicke, Margit Hartleb, Thomas Pester und Rita Seifert. Verlag des StadtMuseum Bonn, Bonn 2013, ISBN 978-3-931878-36-8, S. 9–28.
  55. ^ Abgangszeugnis Karl Marx; Universitätsakten; Manfred Schöncke, S. 245 ff.
  56.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22页; Wheen 2001,第16–17页; McLellan 2006,第14页.
  57. ^ Heinrich(2019年),第131–132页
  58. ^ Fedoseyev 1973,第23页;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23–30页; Wheen 2001,第16–21, 33页; McLellan 2006,第15, 20页.
  59.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70–71页; Wheen 2001,第52–53页; McLellan 2006,第61–62页.
  60.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31页; McLellan 2006,第15页.
  61. ^ McLellan 2006,第21页
  62.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33页; McLellan 2006,第21页.
  63.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32–34页; Wheen 2001,第21–22页; McLellan 2006,第21–22页.
  64.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34–38页; Wheen 2001,第34页; McLellan 2006,第25–27页.
  65.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44,69–70页; McLellan 2006,第17–18页.
  66. ^ Sperber(2013年),第55–56页
  67.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33页; McLellan 2006,第18–19页
  68. ^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483–755. 
  69.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33页; Wheen 2001,第25–26页.
  70. ^ Wheen(2001年),第32页
  71.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45页; Wheen 2001,第33页; McLellan 2006,第28–29, 33页.
  72.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38–45页; Wheen 2001,第34页; McLellan 2006,第32–33, 37页.
  73.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49页; McLellan 2006,第33页.
  74.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50–51页; Wheen 2001,第34–36, 42–44页; McLellan 2006,第35–47页.
  75. ^ 60.0 60.1 60.2 60.3 梅林, 弗兰茨. 马克思传. 由樊集翻译. 人民出版社. 1965. CSBN 11001·221. 
  76.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57页; Wheen 2001,第47页; McLellan 2006,第48–50页.
  77. ^ Wheen(2001年),第47–48页
  78.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60–61页; McLellan 2006,第50–51页.
  79. ^ 马克思, 卡尔.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7. 
  80.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68–69, 72页; Wheen 2001,第48页; McLellan 2006,第59–61页
  81.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77–79页; Wheen 2001,第62–66页; McLellan 2006,第73–74, 94页.
  82.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72页; Wheen 2001,第64–65页; McLellan 2006,第71–72页.
  83. ^ 马克思, 卡尔.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452–467. 
  84. ^ 马克思, 卡尔. 论犹太人问题英语On the Jewish Question.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419–451. 
  85. ^ McLellan(2006年),第65–70, 74–80页
  86.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 1976,第72, 75–76页; Wheen 2001,第65页; McLellan 2006,第88–90页.
  87. ^ Wheen 2001,第66–67, 112页; McLellan 2006,第79–80页.
  88. ^ Wheen(2001年),第90页
  89. ^ Wheen(2001年),第75页
  90. ^ Mansel, Philip. Paris Between Empir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1: 390. 
  91.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269–587. 
  92. ^ Bottomore, T. B.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Wiley-Blackwell. 1991: 108– [5 March 2011]. ISBN 978-0-631-1808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2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93. ^ Fedoseyev(1973年),第82页
  94. ^ Wheen 2001,第85–86页.
  95. ^ 马克思, 卡尔. 神圣家族.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3–268. 
  96. ^ Several authors elucidated this long neglected crucial turn in Marx'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such as Ernie Thomson in The Discovery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the Writings of the Young Karl Marx, Lewiston,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04; for a short account see Max Stirner, a durable dissident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18 May 2006.
  97. ^ 摘自Fedoseyev 1973第160、161页房屋插图的文字说明。
  98. ^ Fedoseyev(1973年),第63页
  99. ^ Berlin(1963年),第90–94页
  100. ^ 85.0 85.1 Fedoseyev(1973年),第62页
  101. ^ Larisa Miskievich, "Preface" to Volume 28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86) p. xii
  102. ^ 马克思, 卡尔. 资本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3–25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1974. 
  103. ^ Berlin(1963年),第35–61页
  104.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2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II. 
  105. ^ 马克思, 卡尔.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2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43–181. 
  106. ^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Karl Marx. Stanford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2017 [28 May 2005]. (原始内容存档于8 February 2012). . First published Tue 26 August 2003; substantive revision Mon 14 June 2010. Retrieved 4 March 2011.
  107. ^ Fedoseyev(1973年),第83页
  108. ^ 马克思, 卡尔.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3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3–8. 
  109. ^ 马克思, 卡尔.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3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6. 
  110. ^ Doug Lorimer, in Friedrich 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Resistance Books. 1999: 34–36 [7 March 2011]. ISBN 978-0-909196-86-8. (原始内容存档于17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111. ^ Wheen 2001,第90页.
  112. ^ 97.0 97.1 Wheen(2001年),第90
  113. ^ Gemkow(1972年),第101页
  114. ^ Gemkow(1972年),第102页
  115. ^ Gemkow(1972年),第53, 78页
  116. ^ 101.0 101.1 Fedoseyev(1973年),第89页
  117. ^ Wheen(2001年),第92页
  118. ^ 马克思, 卡尔;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3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11–640. 
  119. ^ Fedoseyev(1973年),第96–97页
  120. ^ Baird, Forrest E.; Kaufmann, Walter. From Plato to Derrida.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8. ISBN 978-0-13-158591-1. 
  121. ^ Wheen(2001年),第93页
  122. ^ See Note 71 on p. 672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ume 6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6).
  123. ^ 马克思, 卡尔. 哲学的贫困.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71–198. 
  124. ^ Wheen(2001年),第107页
  125. ^ Fedoseyev(1973年),第124页
  126. ^ Note 260 containe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ume 11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9) pp. 671–72.
  127. ^ Note 260 containe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ume 11, p. 672.
  128. ^ Fedoseyev(1973年),第123–125页
  129. ^ Fedoseyev(1973年),第125页
  130.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共产主义原理.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357–374. 
  131. ^ Wheen(2001年),第115页
  132. ^ Shilling, Chris; Mellor, Philip A. The Sociological Ambition: Elementary Forms of Social and Moral Life. SAGE Publications. 2001: 114 [2015-06-27]. ISBN 978-0-7619-6549-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15) –通过Google Books. 
  133. ^ 118.0 118.1 Wheen(2001年),第125页
  134. ^ 119.0 119.1 Maltsev; Yuri N. Requiem for Marx.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3: 93–94 [9 March 2011]. ISBN 978-1-61016-116-9. (原始内容存档于22 July 2011). 
  135. ^ Padover, Saul Kussiel. Karl Marx, an intimate biography. McGraw-Hill. 1978: 205. 
  136. ^ 121.0 121.1 Wheen(2001年),第126–27页
  137. ^ McLellan(2006年),第177–178页
  138. ^ Wheen(2001年),第126–127页
  139. ^ Felix, David. Heute Deutschland! Marx as Provincial Politicia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982, 15 (4): 332–350. ISSN 0008-9389. JSTOR 4545968. S2CID 145405027. doi:10.1017/S0008938900010621. 
  140. ^ Wheen(2001年),第128页
  141. ^ 马克思, 卡尔;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5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3–5. 
  142. ^ Wheen(2001年),第129页
  143. ^ Wheen(2001年),第130–132页
  144. ^ Seigel(1978年),第50页
  145. ^ 130.0 130.1 Doug Lorimer. Introduction. In Marx, Karl.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From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to the Paris Commune. Resistance Books. : 6 [9 March 2011]. ISBN 978-1-876646-19-6. (原始内容存档于17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146. ^ 131.0 131.1 Wheen(2001年),第136–137页
  147. ^ 132.0 132.1 132.2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2007年),第192
  148. ^ Splichal(2002年),第115页
  149. ^ Gross, David M. 99 Tactics of Successful Tax Resistance Campaigns. Picket Line Press. 2014: 76–77. ISBN 978-1-4905-7274-1. 
  150. ^ Wheen(2001年),第137–146页
  151. ^ Wheen(2001年),第147–148页
  152. ^ Watson, Peter. The German Genius: Europe's Third Renaissance, the Seco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rperCollins. 2010: 250– [9 March 2011]. ISBN 978-0-06-076022-9. (原始内容存档于17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153. ^ 138.0 138.1 Fedoseyev(1973年),第233页
  154. ^ McLellan(2006年),第217页
  155.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第七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7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XI. 
  156.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第七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7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VII. 
  157. ^ Wheen(2001年),第151–155页
  158. ^ Harriss, Phil. London Markets 4th. New Holland Publishers. 2006: 20 [23 April 2011]. ISBN 978-1-86011-306-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159. ^ 马克思, 卡尔;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7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484. 
  160. ^ Dussel, Enrique D. Moseley, Fred Baker , 编. Towards an Unknown Marx: A Commentary on the Manuscripts of 1861–63. 由Angulo, Yolanda翻译.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xxxiii. ISBN 0-415-21545-5. 
  161. ^ 146.0 146.1 146.2 146.3 146.4 146.5 146.6 146.7 Karl Heinrich Marx – Biography. The European Graduate School. [2011-03-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9-01). 
  162. ^ Sperber(2013年),第295页
  163. ^ 148.0 148.1 148.2 Kluger, Richard. The Pap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需要免费注册.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6. ISBN 978-0-394-50877-1. 
  164.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第十五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5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XI–XII. 
  165. ^ Marx, Karl. Ledbetter, James , 编. Dispatches for the New York Tribune: Selected Journalism of Karl Marx. Penguin Books. 2007. ISBN 978-0-14-144192-4. 
  166. ^ Fedoseyev(1973年),第274页
  167. ^ 马克思, 卡尔.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8a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268–273. 
  168. ^ Taken from a picture on p. 327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ume 11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9).
  169. ^ 马克思, 卡尔. 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8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381–387. 
  170. ^ 马克思, 卡尔.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30b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580. 
  171.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5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763. 
  172. ^ Note 395 at p. 632 containe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ume 41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85).
  173. ^ McLellan(2006年),第262页
  174. ^ Note 1 at p. 367 containe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ume 19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84).
  175. ^ 马克思, 卡尔.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8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117–227. 
  176.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第八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8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XIII–XVIII. 
  177. ^ Wood, John Cunningham. Karl Marx's economics: critical assessments. Psychology Press. 1987: 346 [16 March 2011]. ISBN 978-0-415-06558-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178. ^ Wood, John Cunningham. Karl Marx's economics: critical assessments: second series. Taylor & Francis. 1993: 232 [16 March 2011]. ISBN 978-0-415-08711-7. (原始内容存档于17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179. ^ Derek Gregory. structural Marxism需要免费注册. Ronald John Johnston; Derek Gregory; Geraldine Pratt; Michael Watts (编).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4th. Wiley-Blackwell. 2000: 795–797. ISBN 978-0-631-20561-6 –通过Internet Archive. 
  180. ^ Sidney Hook. From Hegel to Marx: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24–25 [16 March 2011]. ISBN 978-0-231-09665-2. (原始内容存档于23 September 2011) –通过Google Books. 
  181. ^ Richard T. De George; James Patrick Scanlan. Marxism and religion in Eastern Europ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Banff International Slavic Conference, September 4–7, 1974. Springer. 1975: 20 [16 March 2011]. ISBN 978-90-277-0636-2. (原始内容存档于17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182. ^ Sperber(2013年),第320页
  183. ^ All Images of Marx Are Good. Marx 200. [2024-12-02]. 
  184. ^ Sperber(2013年),第347页
  185. ^ Fedoseyev(1973年),第345页
  186. ^ Nicolaievsky & Maenchen-Helfen(2007年),第267
  187. ^ Bob Jessop; Russell Wheatley. Karl Marx'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Taylor & Francis US. 1999: 526 [9 March 2011]. ISBN 978-0-415-19327-6. (原始内容存档于17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188. ^ Curtis, Michael. Marxism: the inner dialogue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291 [9 March 2011]. ISBN 978-1-56000-945-0. (原始内容存档于16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189. ^ 马克思, 卡尔. 法兰西内战.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7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331–389. 
  190. ^ Calhoun(2002年),第20页
  191. ^ 176.0 176.1 Mab Segrest. Born to belonging: writings on spirit and justic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2 [9 March 2011]. ISBN 978-0-8135-3101-4. (原始内容存档于16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192. ^ 马克思, 卡尔. 注释.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3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699. 
  193. ^ 马克思, 卡尔. 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3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3–177. 
  194. ^ Postone(1993年),第54–55, 173, 192页
  195. ^ 马克思, 卡尔. 卡·马克思的遗稿.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2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733–734, 753–754. […]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是一种十八世纪鲁滨逊式故事的毫无想像力的虚构,这种鲁滨逊式的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这是错觉,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式故事的美学的错觉。这倒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后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它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
    […]
    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作为劳动一般——上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
     
  196. ^ 181.0 181.1 Calhoun(2012年),第138页
  197. ^ Fedoseyev(1973年),第318页
  198. ^ Brewer, Anthony; Marx, Karl. A guide to Marx's Capital. CUP Archive. 1984: 15 [9 March 2011]. ISBN 978-0-521-2573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2 July 2011) –通过Google Books. 
  199.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1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742. 
  200. ^ 陈(2017年),第699页
  201. ^ Postone(2006年),第190, 26–27. 135, 374–75页
  202. ^ Calhoun(2012年)
  203. ^ Pepperell(2010年),第104–105页
  204. ^ 徐(1973年),第90页
  205. ^ Tom Rockmore. Marx after Marxism: the philosophy of Karl Marx. John Wiley & Sons. 2002: 128 [9 March 2011]. ISBN 978-0-631-23189-9. (原始内容存档于16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206. ^ 纪(2015年),第1页
  207. ^ 周(1984年),第81–82页
  208. ^ 维戈茨基(1983年),第92页
  209. ^ 194.0 194.1 杨,李 & 艾(2021年),第20页
  210. ^ 洪(2018年),第2–3页
  211. ^ 陈(2017年),第700页
  212. ^ 洪(2018年),第3页
  213. ^ Marx, Karl. Part I.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1875 [9 March 20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6 December 2017). 
  214. ^ 马克思, 卡尔.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268–269. 
  215. ^ 马克思, 卡尔.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269. 
  216. ^ 马克思, 卡尔.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269. 
  217. ^ 马克思, 卡尔.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439. 
  218. ^ 马克思, 卡尔.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432. 
  219. ^ 马克思, 卡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1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27–203. 
  220. ^ Singer, Peter. Marx: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 ISBN 0192854054. 
  221. ^ Lafargue, Paul. 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 , 编. Reminiscences of Marx (September 1890).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2020-12-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16). He was a loving, gentle and indulgent father. [...] There was never even a trace of the bossy parent in his relations with his daughters, whose love for him was extraordinary. He never gave them an order, but asked them to do what he wished as a favour or made them feel that they should not do what he wanted to forbid them. And yet a father could seldom have had more docile children than he. 
  222.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关于弗·恩格斯在海伦·德穆特葬礼上的悼词的报道.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5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733 –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库. 
  223. ^ 208.0 208.1 Montefiore, Simon Sebag. The Means of Reproduction. The New York Times. 2011-09-23 [2011-09-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9-26). 
  224. ^ Wheen(2001年),第173页
  225. ^ Carver, Terrell. Reading Marx: Life and Works. Carver, Terrell (编).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 [2020-12-30]. ISBN 978-052136694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6-08). this [claim] is not well founded on the documentary materials available 
  226. ^ 211.0 211.1 Wheen(2001年),第152页
  227. ^ 212.0 212.1 Blumenberg(2000年),第98页
  228. ^ 213.0 213.1 Blumenberg(2000年),第100页
  229. ^ Blumenberg(2000年),第99–100页
  230. ^ Seigel(1978年),第494页
  231. ^ Seigel(1978年),第495–496页
  232. ^ Shuster(2008年),第1–2页
  233. ^ Shuster(2008年),第3页
  234. ^ McLellan 1973, p. 541
  235. ^ Wheen(2001年),第382
  236. ^ 221.0 221.1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Stephen Jay Gould; Paul McGarr; Steven Peter Russell Rose. The richness of life: the essential Stephen Jay Gould需要免费注册. W.W. Norton & Company. 2007: 167–168. ISBN 978-0-393-06498-8. [失效链接]
  237. ^ John Shepperd, 'Who was really at Marx's funeral?', in "Friends of Highgate Cemetery Newsletter ", April (2018), pp. 10–11. https://highgatecemetery.org/uploads/2018-04_Newsletter_final_web.pdf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4 February 2020.
  238. ^ 'Dr Karl Marx', in The People, 25 March 1883, p.3.
  239. ^ 'Dr Karl Marx' in The Graphic, 31 March 1883, pp. 319, 322
  240.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卡尔·马克思的葬仪.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374 –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库. 
  241. ^ Marx, Karl. probatesearchservice.gov. UK Government. 1883 [2020-06-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8-07). 
  242. ^ £250 in 1883 → 2024 | UK Inflation Calculator. www.in2013dollars.com. [2024-04-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28) (英语). 
  243. ^ Marx monument unveiled in Highgate cemetery – archive, 15 March 1956. The Guardian. 2016-03-15 [2018-01-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2-27). 
  244. ^ 229.0 229.1 Wheen, Francis. Karl Marx: A Life. New York: Norton. 2002. Introduction. 
  245. ^ Hobsbawm(2011年),第3–4页
  246. ^ 231.00 231.01 231.02 231.03 231.04 231.05 231.06 231.07 231.08 231.09 231.10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Craig Calhoun 20-23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47. ^ 232.0 232.1 232.2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Howard J. Sherman 5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48. ^ 彼得·贝哈兹英语Peter Beilharz. Labour's Utopias: Bolshevism, Fabian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英国伦敦: 罗德里奇. 1993年5月20日: 第4页 [2015年5月9日]. ISBN 978-04150968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年2月1日) (英语). 
  249. ^ 234.00 234.01 234.02 234.03 234.04 234.05 234.06 234.07 234.08 234.09 234.10 234.11 Barry S. Clark. Political Econom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美国圣塔芭芭拉: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8年9月24日: 第57页至第59页 [2015年5月9日]. ISBN 978-02759637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年2月1日) (英语). 
  250.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Ernie Thomson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51. ^ 236.0 236.1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Tom Bottomore 108-119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52. ^ 237.0 237.1 237.2 237.3 237.4 237.5 237.6 237.7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Karl Marx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53. ^ Mark Neocleou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DEAD: MARX’S VAMPIRES (PDF). OPE-L Archives. [2015年5月9日].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5年4月12日) (英语). 
  254. ^ 239.0 239.1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Craig Calhoun 23-24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55.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弗朗西斯·惠恩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56. ^ Calhoun(2002年),第20–23页
  257. ^ Sherman, Howard J. Reinventing marxism需要免费注册.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5 [7 March 2011]. ISBN 978-0-8018-5077-6. 
  258. ^ Bannerji(2001年),第27页
  259. ^ Paolucci, Paul. Marx's scientific and political criticism: The internal relation. Capital & Class. 2015, 39: 65–78. doi:10.1177/0309816814564657. 
  260. ^ 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UP Archive. 1973: 81 [8 March 2011]. ISBN 978-1-001-33135-5. (原始内容存档于22 June 2013) –通过Google Books. 
  261. ^ 246.0 246.1 马克思, 卡尔.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3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01–202 –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库. 
  262. ^ 247.0 247.1 247.2 马克思, 卡尔.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2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64–167 –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库. 
  263. ^ Lefever, DM; Lefever, JT. Marxian Alien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 Alternate View. The American Economist. 1977, 21 (2): 40–48. doi:10.1177/056943457702100206. 
  264. ^ 249.0 249.1 Holland, EW. Desire. Stivale, CJ (编).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53–62. ISBN 9780773584884 (英语). 
  265. ^ 250.0 250.1 马克思, 卡尔.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2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68 –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库. 
  266. ^ 马克思, 卡尔.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2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63 –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库. 
  267.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68.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69.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70.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71. ^ 256.0 256.1 256.2 256.3 256.4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72. ^ 257.0 257.1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約翰·科寧漢姆·伍德 232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73.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74.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Craig Calhoun 22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75. ^ 260.0 260.1 260.2 260.3 260.4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Craig Calhoun 23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76.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Forrest E. Baird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77.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Karl Marx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美国安娜堡: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1920年1月1日: 第57页 (英文).
  278.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79.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80.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81. ^ 266.0 266.1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82.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83. ^ 268.0 268.1 268.2 彼得·辛格, Marx: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第1页
  284.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85. ^ Bridget O'Laughlin. Marxist Approaches in Anthropology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美国帕罗奥图: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1975年10月: 第341页至第370页 [2015年5月9日] (英文).
  286. ^ William Roseberry. Marxist Approaches in Anthropology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美国帕罗奥图: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1997年10月: 第25页至第46页 [2015年5月9日] (英文).
  287. ^ Samuel L. Becker. Marxist approaches to media studies: The British experience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英国伦敦: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1984年: 第66页至第80页 [2015年5月9日] (英文).
  288.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89.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90.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91.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92.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Max Weber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93.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94.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95.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96.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97.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98. ^ 283.0 283.1 283.2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299.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00.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01. ^ 286.0 286.1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02.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03.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04.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05.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06. ^ 291.0 291.1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07.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08.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09.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10.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11.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12.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13.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14.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15.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16. ^ 301.0 301.1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17.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18.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319.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来源

[编辑]
  •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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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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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文) Lua错误:not enough memory。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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